中国制造的瓶颈约束与突破环节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发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提出了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以及“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2015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之际，专程考察了东北装备制造业基地，称赞中国装备“大块头有大智慧”，强调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的重点、难点和突破口都在制造业，并希望中国企业要抓住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重要机遇，瞄准市场需求推动装备制造业智能转型，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闯出世界品牌。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约束条件趋紧

　　一是外部市场环境和需求条件持续恶化。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相继将制造业回归本土提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和挤出效应，导致中国制造业出口严重下滑。同时，由于土地要素价格和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外商在华投资规模也呈持续下滑态势。中国制造业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承受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随着传统制造业加工和组装基地以及外资企业代工厂陆续迁移到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少地方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的潜在危机。

　　二是本土制造技术碎片化现象日益严重。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大背景之下，本土企业虽然参与了跨国公司提供的一些配套业务，但并未真正获得跨国公司先进的核心技术，并且加工贸易出口的承担主体仍然是外资企业，甚至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制造环节还出现了技术的逆向外溢现象。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撤离以及加工制造业基地的外迁，一些制造业集聚程度原本比较高的地区，一方面存量制造业务在流失，另一方面新的产业业态和制造业技术光谱尚未形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断档和技术碎片化现象。

　　三是制造业的资本泡沫化程度愈演愈烈。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虽然经营利润相当微薄，但为中国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作出了巨大贡献。遗憾的是，很多制造业企业在高利润诱惑下竞相投向房地产业，而对企业后续的研发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创建等核心环节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产业资本不断流出制造业部门，进入虚拟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领域，导致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退化和经济结构、产业体系的严重失衡。

　　四是产业空间布局不均衡程度在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资牵引”和“老板进城”联合主导的代工模式下，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日渐衰落的现象。沿海发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不仅没有很好地充当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转换器角色，没有履行好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的二传手功能，有的地方甚至成了虹吸中西部廉价资源和要素，再将财富和人才持续向海外输送的传送带。这样不仅加大了破解“胡焕庸线”难题的压力，也不利于应对日益动荡的西太平洋周边形势的变化。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第一，编织中国制造业光谱，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基因。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不与新兴国家比体力”、“以活性化为目标的人才开国”的经验做法，将注意力集中到智慧制造的比拼上。二是要学习美国制造技术互换性原理，以发展“共性技术”为抓手，大力提高技术效率，形成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谱系，避免制造技术碎片化。三是学习德国设备制造、汽车工业和能源工业的经验，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高度集成于“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利用物联技术编织中国制造业品牌光谱，培育中国制造业产业基因。

　　第二，统筹要素的协同作用，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公地。要充分学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管理经验，将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制造业投入要素的质量和价格的获取与控制能力。一是学习德国经验，发挥国家大学系统的科学家对本国基础工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作用。二是学习日本经验，强化装备制造的企业组织、跨企业协作以及成本精细化管理。三是学习美国经验，加大风险投资对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生物制药等基础领域的金融支持。在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发展中，要科学统筹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市场和制度的协同作用，利用平台技术和整成技术，塑造W型价值链，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公地。

　　第三，抓住国企分类改革契机，利用资本市场纽带引导企业合理布局。中国制造业领先能力不仅源自于企业本地化的根植性，还源自于企业通过自我投资和自我学习成功塑造结构、技术和市场的“钱德勒三重基准”。要依据产业领先能力在企业、部门和国家层面的差异化定位，实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灵活布局。通过对产业层面施加影响，制定产业政策，并以重大项目工程和平台建设为抓手，塑造部门和地区支持系统。

　　第四，要根据行业属性和技术生命周期，灵活采取共性的产业扶持政策，真正做到对国产化装备的“首购首用”。以机械制造行业为例，二战后美国先于西欧和日本采用规模化生产技术，为美国厂商主导的机床业提供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后来，数控技术的出现又为机床的设计提供了技术突破口。同时，美国和日本国内市场对机床需求的差异，又迫使日本机床厂商开始设计并销售低成本的电脑数控机床。而伴随着市场细分的逐步扩大，日本厂商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同样，在化学和生物医药行业，美国企业在国内廉价而丰富的石油以及有机化学产品市场需求迅速壮大的支撑下，着手开发石化产品和加工工艺。美国企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美国大学对开发石油的共性技术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制药企业领先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投资，而美国在电子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上的优势，则是得益于美国国防部的采购和研发计划，包括国防基金和风投基金的支持，以及美国国内大规模商用大型计算机市场的大量采购。

　　第五，要善于发现和捕捉产业演化过程中主导技术的突破点和间断点，灵活选择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比如在数控机床产业，数控技术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间断点；在化工产业，作为基础投入品的石油开采是一个间断点；在制药产业，抗生素的发明是一个间断点，而生物技术的出现是一个更明显的技术间断点；在半导体产业，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出现是技术的间断点。当然，识别和捕捉技术间断点的出现是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问题，没有一种模式能适合所有的产业，现实中很难预先设定，需要通过共享全球关键技术和要素流动获得战略机遇。政府部门需要灵活运用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激活本土企业沉睡的创新基因。